内容提要：毛泽东是《三国演义》文化应用研究的先行者。自改革开放以来，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研究者对《三国演义》开始进行广泛的、多层次的、多方位的观照，文学的研究日益拓展到文化应用方面的研究。从《人才与谋略——三国演义启示录》到《古为今用论三国》可以约略看出这一方面研究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三国演义 文化应用研究 人才与谋略——三国演义启示录 古为今用论三国

《三国演义》用生动的艺术手法将关于决策、人才、谋略等社会竞争中的手段，描写在其故事情节中，于人才使用、经营管理、领导决策等方面，给人在阅读的愉悦中，提供了历史的借鉴。从文化应用研究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除其崇高的文学价值外，其丰富多彩的军事学、管理学、人才学、运筹学等内容，也是极具价值的，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先人智慧的重要研究内容。

1、毛泽东同志堪为《三国演义》文化应用研究和实践方面的典范。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他都有借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或战例来说明问题、获得启发、做出决策的事例。

比如，毛泽东多次提倡人们要学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还十分重视诸葛亮的宣传能力。1930年夏天，毛泽东在红四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宣传工作时，他介绍了三国时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他说，我们用不着使用“激将法”，但我们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工作。

1927年，秋收起义部队向进军井冈山时，张子清为营长的第三营走散，有人认为他可能叛变了。毛泽东说，关云长也在兵败后与刘备失去联系。曹操为了收买利用他，费尽心机，可是一得到刘备的消息，他立即过五关斩六将，回到刘备身边。此后不到一个月，在一场战斗的危急时刻，张子清突然赶到，回归组织，投入战斗，打败了敌人。毛泽东拿张子清与关云长相比，体现了他对战友的信任，也说明他认为关羽的忠义与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是有相通之处的。但他对关羽的弱点也看得很透彻。

1949年，在解决绥远问题期间他曾讲道，《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这个人并不高明，对待盟军搞关门主义，在荆州不执行“以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有理有节”的方针，失掉了荆州。

毛泽东1936年12月所讲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中，剖析了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等六大战例，把“后发制人”的道理说得深入浅出，入木三分。

在1953年5月谈到《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时，他还特别注意几位主角的年龄和才干，曾说：“那时周瑜是个‘共青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这行吗？”

1957年，毛泽东再次举三国故事为例：赤壁之战，程普四十多岁，周瑜二十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二十七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义，之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毛泽东还曾多次谈论刘备这个人物，有褒有贬。他赞赏刘备善于用人、善于团结各方人士、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但他认为刘备的缺点也很明显，最显著的是他在谋略中不能区分主次矛盾。在三国成鼎立之势后，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刘备不了解这一点，当孙权征讨荆州时，刘备派了关羽去驻守。荆州失守，关羽被杀后，刘备又急于报仇，进攻东吴，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从《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和战例获得了一些启发，开拓思路，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判断，继而做出了合情合理的决策。这些都开拓了研究《三国演义》的新角度。

2、但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中，《三国演义》应用方面的研究还是十分薄弱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各方面禁锢的逐渐解除，人们对《三国演义》开始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观照，文学的研究日益拓展到文化应用方面的研究。

此时我们发现，日本在《三国演义》文化的应用研究上已经有了许多成果。《三国演义》小说传到日本300年，在日本社会上很有影响。他们在过去将《三国演义》中的智谋多用于军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又将《三国演义》中的智谋应用于商战，他们认为《三国演义》是企业经营管理之宝，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发展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据报道，日本学者认为，“无论在国际或国内，日本企业要增强竞争能力就要学习和运用《三国演义》”；“松下幸之助就是因为善于运用诸葛亮的智谋，而使松下电子公司成为世界大企业的，松下对《三国》有特殊的兴趣，他希望自己能集中《三国》中所有人物的智慧”。⑵ 对此，不能不引起我国从事《三国演义》研究的学者的重视。

1987年，海南批准为经济大特区，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海南大学、海南师院联合主办，在海口市召开了《三国演义》第五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的学者，探讨了如何运用三国智谋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搞好经济建设。会议收到的论文，有半数以上是探讨这个问题的。这标志着《三国演义》应用研究的新起点，也标志着我国将三国智谋研究应用于人才、管理、领导和决策等方面的发轫和开拓。

当时在河南省社科联担任领导的《三国演义》研究专家胡世厚先生和在河南省社科院文研所工作的《三国演义》研究专家卫绍生先生是这方面研究的带头者，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在河南省社科联主办的《领导科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讲《三国演义》中的决策、谋略、用人等方面内容的文章。这些文章以及胡先生的《为政之本在于得贤》的讲稿，汇集成书以《人才与谋略——〈三国演义〉启示录》为书名，于1989年4月在中州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

这本书的《前言》说：“现代学者在对《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进行文学研究之外，还尝试从人才学、管理学、领导艺术和决策理论等方面进行研究，亦即试图挖掘《三国演义》文学以外的丰富内容，发挥它以历史来反映现实的借鉴价值，为现代人才学、管理学、领导和决策理论提供具体化的历史阐释，希望对现代领导者、经营管理者和每一个参加竞争的人有所启示和裨益。因此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讨《三国演义》表现出来的决策、谋略和用人等方面的内容，剖析其有利于现代竞争的内涵，总结析理其蕴含的经验教训，使读者对《三国演义》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把握，从中汲取文化素养，增加竞略知识，增强竞争意识和竞胜决心。”

《人才与谋略——〈三国演义〉启示录》全书以《三国演义》小说中的人物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司马懿、周瑜、陆逊、羊祜、袁绍、刘表、吕布、张鲁、刘璋、刘禅等人在用人和谋略等领导和决策艺术方面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论述给现代管理者的启示。

书中指出：曹操能唯才是举、广开言路、抚恤民心，故能成霸业；刘备以人为本故可举大事；孙权不拘一格任贤能，故谋臣良将脱颖而出；诸葛亮以理义、诚情待人，刚柔、恩威同施，请将、激将并用，赏罚、奖惩分明，发挥出他高超的领导智慧，但在用人失误时，也出现了丢荆州、失街亭的败局；司马懿多智谋、通权变，铺平了司马专权的道路；陆逊敢当大任，羊祜临终荐贤，显出了以国事为重的优秀品质。周瑜心胸狭窄，英年早逝；袁绍外宽内忌，好谋无决，不纳直言，终败官渡；至于刘表优柔寡断、吕布反复无常、张鲁偏听谗言、刘璋孤行暗弱、刘禅昏庸失政，都是反面教训。

在书的后半部分，以“成事在于决策”“争人才以谋大事”“为政之本在于得贤”三题，综述了从《三国演义》看领导干部应当具有的基本素质。

《人才与谋略——〈三国演义〉启示录》首次印刷两万册，三年中共印刷四次，累计印数四万余册。书中所收当年胡世厚先生巡回河南各地的《为政之本在于得贤》的讲演，更是受到听众的普遍好评。1994年8月，此书又经过版权贸易在台北由书泉出版社以《三国启示录——人才与谋略》为名重版，可见其受读者的欢迎盛况。

作为此书的责任编辑，我认为此书的成功，从外来说，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国门大开、思想大解放的形势造就；从内来看是两位研究《三国演义》的权威专家结合新局面的需求，冲破禁区，努力钻研开拓的结果。

在那80年代之前过去的几十年中，有谁敢以《三国演义》来谈领导和决策？正如沈伯俊先生所言，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我们知道，“西方和日本学者不但研究《三国演义》的文本，进行资料整理，背景考索，历史、政治、社会和美学方面的研究，而且进一步从事与小说相关联的横向研究和应用研究，特别以将《三国演义》作为形象的军事科学对待的阐述为多。美国西点军校极重视中国古代兵法，《孙子》是研究中国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重要典籍，他们将《三国演义》中的战争描写当作理解《孙子》的辅助教材。二战以后，日本企业界又将《三国演义》作为商战的应用教材，吸取其中的用人、选材、团结同仁、联结同行、对付竞争对手等商贸实践的策略机谋，掀起了历时甚久至今不衰的‘三国热’”。

80年代之后，《三国演义》与传统文化及应用方面的研究，形成“三国”研究的重要领域，开掘不断深入和广阔。比如，熊笃和段庸生先生的《三国演义与传统文化溯源研究》将《三国演义》与伦理学、宗教学、政治学、军事学、人才学等诸多方面，全方位地加以论述。⑸ 历年相关的论文更是有很大的数量。

3、喻镇荣先生在这三十年中，也是一直致力于《三国演义》应用方面的研究，2018年出版的《古为今用论三国》就是他在这方面研究的结晶。⑹ 喻先生从出版《“三国”百科谈》到《古为今用论三国》，是《三国演义》文化应用研究走出书斋来到民间，在经营管理和商战中发挥作用的标志。喻先生三十年来研究《三国演义》所走过的道路，也正是《三国演义》文化应用研究在中国不断开拓的印证。

喻镇荣先生早先是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普通管理人员，后来他有了一个自己的“小企业”，从下到上，从普通员工到企业主，他从企业内的各个层面得到历练，“此前是从下往上看，发现了领导的不足和毛病；此后是从上往下看，发现了下属容易产生的问题”。

喻镇荣先生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研究《三国演义》，有什么特点呢？最主要的是他在经营实战中结合研读《三国演义》有感而发，不是坐而论道，空头议论。他把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和他所从事的陶瓷、卫浴行业的经营联系起来，从管理、决策、人才、合作、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来运用《三国演义》的智慧，自己也成为一位优秀的企业家。不论他用《三国演义》从下看领导，还是用《三国演义》从上看员工，都是书斋中的《三国演义》的研究者所没有的角度。

比如，《从三顾茅庐看刘备的“推销员”素质》一文就饶有风趣地从商战角度分析了刘备身上的一个优秀的推销员应有的素质：

一是要有获得信息的能力和利用信息的意识。刘备求贤若渴，特别留心人才方面的情报，飞马过檀溪，他向牧童打听水镜先生与何人交朋友，又虚心向水镜先生求教，甚至偷听他与徐庶的谈话，又以诚打动徐庶，得以知道诸葛亮的才干，遂决心请其出山。在三顾茅庐中，刘备又不断从司马徽、农夫、童子、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诸葛均、黄承彦那里主动有意打探，进一步获取诸葛亮的信息，从而对其有更全面的了解，更坚定自己决心。

二是刘备有一往无前的执着精神。三顾茅庐中刘备的执着、耐心和坚忍不拔，正是推销员所要具备的重要素质。

三是悟性。诸葛亮见到刘备，说自己“一耕夫耳”，“疏懒性成”，“久乐耕锄，懒于应世”，刘备却从他自比管乐，门口的对联所书“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看出他是有大志、要干大事的人，不改初心，坚决动员他出山。

四是以诚恳的品德、善于表达的行为艺术来打动对方。这些都与一个优秀推销员的品行、素养、能力相类似，从三顾茅庐的故事中“可以受到启示和熏陶，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这些由《三国演义》所含的智慧和道理，来探讨企业的实际问题的文章，在书中涉及企业的各个方面，角度新颖，实用有趣，使人在愉悦的心境中，跟着作者的思维和分析，得到启发和引起深思。

这部书中《要学许褚的敬业精神》《三国归晋与富二代接班》《从诸葛亮谈做好职业经理人》《学精了再干更好》《负资产也是资产》《张绣择主与选择经销商合作》《木牛流马与产品仿冒》《提价艺术与生擒邓艾》《张飞入川与推销产品》《八卦阵与商场布局》《隆中对的战略失误与恒洁卫浴的英明决策》《〈三国演义〉的谋略与〈陶瓷资讯〉的战略定位》《学贾诩莫搞“一窝蜂”》《企业集团衰败的历史借鉴——试析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失败的现实意义》等许多篇文章，可以看出喻先生将《三国演义》中的故事中所蕴含的智慧和谋略在企业经营、管理和决策等各个方面的实践应用的心得，这都是学者型的《三国演义》的研究者所不易观察到的视角。

《我的多品牌实践的失败及教训》是从反面写在企业经营中应用《三国演义》智谋失败的感想。他曾很佩服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所言：“吾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尽其妙，何愁功绩不成，非比江东公与周郎辈止一能也。”这反映了诸葛亮追求完美、善于自我宣传自捧。喻先生在自己的经营中，将此演化成了“多品牌”思路。但在实践中的结果是非常失败。由此他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任何个人（任何企业都一样）的资源和能量是有限的，大可不必追求在各个领域都‘各尽其妙’。诸葛亮的形象那么高超，结果还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一个企业、一个品牌，它的产品也得有足够的市场占有率才能有成功的可能，不能轻易地把有限的产品分成几个不同的品牌去打造……少则得，多则惑。少即是多，多即是少也！” 这些从亲身实战中得出的运用《三国演义》于实际中的经验教训，是很有见地、独具个性的，因而也是有其独特的借鉴意义和学术价值的。

喻先生的《三国演义》应用研究是一位企业家与自己的实际经营管理相结合得出的经验，因此他的研究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从2001年的《“三国”百科谈》，到2018年的《古为今用论三国》，作者从由下往上看的视角，拓展到从上向下看，这不仅是视角的转换，更是因为站得更高而使得视野更大的拓宽，不言而喻，这也是他在《三国演义》文化应用研究上的更大的拓宽。

在《从关羽的“择业”和“辞职”看关帝之可敬》一文中，从关羽“约三事”暂居许昌，拒绝曹操的恩宠拉拢，但又为他干掉颜良、文丑，之后挂印归汉，一无所取单骑而去，华容道又放曹操一条生路，作者认为“关羽的跳槽经历如此磊落、坦荡，和他的择业观念是分不开的”，“儒家将‘仁、义、礼、智、信’作为核心价值观，关羽身上就集中地体现了儒家的这种核心价值观”。由《三国演义》所昭示的文化传统，看到在职场上如何继承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这反映了作者结合企业经营的道德和文化出发，从“三国”智慧和谋略向“三国”的道德评价研究的转变，作者从职业道德所感悟的道理又是独出心裁、与众不同的。

《隆中对的战略失误与恒洁卫浴的英明决策》一文，作者借用佛山市一位企业家的看法，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包含了重大的决策错误。刘备集团不应该建都于成都，而应该建都于荆州。若建都荆州，可以有效地保护这块战略要地的安全并发挥其优势，有利于聚集人才，有利于刘备集团品牌传播，随时发动攻势，占领广阔市场，威慑竞争对手。受此这一观点启发，喻先生发现潮州恒洁卫浴这一名牌产品，选择在广东佛山这一陶瓷名都征地建厂，与潮州产品划清界限，提升品牌形象，拉动了销售，提高了知名度和美誉度，取得了成功。从这一事实他看到了诸葛亮的“隆中对”“在定都这个重大决策上显然没有恒洁卫浴来得高明”。

《三国归晋与富二代接班》一文则结合时代发展的新问题——富二代接班问题，从《三国演义》中成功和失败的事例来加以借鉴和警戒。

文章认为，司马懿高出曹操、刘备、孙权之处，几乎只有一条：“对下一代的教育培养工作做得好。”司马懿为魏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给自己积累了宝贵的无形资产，他被打回老家养老后，将危机当成机遇，专心教导长子司马师和次子司马昭。东山再起后，带着二子亲临前线，诛灭曹爽，夺取魏国实权，做好“传、帮、带”，致死不辍。直到司马昭将将大权交给太子司马炎，司马炎积蓄力量，寻找良机，出兵灭吴，完成了统一大业。

文章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企业英雄并不难，难的是出现一种持续健康的企业机制和文化”。“考察一个企业的未来命运，接班人的培养和逐步接班过渡确实是一个重要指标”。改革开放几十年，社会又出现所谓富二代问题，如果对他们溺爱纵容，听之任之，将难免重蹈刘禅的覆辙。“子承父业作为一种企业延续模式是不可避免的，而如何使企业之树长青，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创业者对富二代的教育方式上。”这话说得何等一针见血而又语重心长！非亲历亲为者，非对《三国演义》有深入研究者，很难有此高论。

汇集了喻镇荣先生的七十三篇文章的《古为今用论三国》一书，从思想理论和实际运用两方面，对《三国演义》的文化从独具一格的角度加以细细解读，既能看出三十年来《三国演义》文化应用研究的轨迹，也是《三国演义》文化应用研究新阶段的一个代表作。

《礼记·大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希望喻镇荣先生在结合企业经营、管理、决策方面对《三国演义》文化的应用研究之树也要长青，在汲取前人智慧的浇灌后，取得更多硕果。

作者简介

张弦生(1944年11月--)，男，汉族。河南焦作人。中州古籍出版社编审，曾任中州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1976年6月起从事古籍编辑工作，现已退休。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古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