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精英员工的竞争加剧，工资快速上涨成为在华德国公司一个日益显着的成本因素。

资料来源：汉斯格雅 

随着中国人工成本的飙升，如今，员工问题成为德国高管的首要任务：如何找到优秀人才？如何留住他们？以及如何负担得起？

根据第一财经研究院的测算，中国制造业总产出在2005年超越了德国，随后在2008年超越日本，2010年超越美国。截至2016年，中国制造业实际增加值达到2000年的7倍，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比重从8.5%提高到了30.9%。但是，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相对优势下滑，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主因。

据《大连日报》报道，大连2017年企业平均人工成本84605元，比2016年增加6941元，增幅为8.94%。

此外，根据德国工商联合会在中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78％的德国公司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仅次于寻找人才。而挽留员工是65.8％的问题。

劳动力成本占德国企业在中国成本的三分之一，但这一数字正在迅速上升：2012年至2017年间，工资平均每年上涨9.8％。

如果雇主未能跟上工资需求的增长，工作人员迅速跳槽。LinkedIn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员工平均每22个月换一次工作。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千禧一代的“跳槽”更快：他们的平均时间为18个月。

压力大赚大钱

中国的专业人员薪水基础低，然后迅速上升。一位新合格的中国工程师每月收入约为1,300欧元（合1,480美元），相比之下，德国工程师的收入为3,500欧元。但经过几年的经验，这些数字基本保持不变：中国每月约3,000欧元，德国约5,000欧元。

因此，汉斯格雅很早就将其白领员工本地化，现在在上海几乎完全是中国销售和营销团队。

机器人更便宜

但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行压力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机器人在汉斯格雅工厂车间越来越常见。

成霖企业上个月增资山东美林卫浴，投资4,500万元高压注浆及省力自动化等设备，藉以提高生产效率。

但是在中国，也有20％的德国公司表示，他们担心提高生产率将无法满足更高的工资需求。

必要时生产转移

较小的公司面临艰难选择。对他们而言，可能有必要采用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或者中国西部，这些解决方案的成本要低得多。

在广东南部城市的一家中型德国工业公司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打算将中国总部迁至较便宜的邻近城市，并在东南亚开设工厂。但劳工问题使得这些决定变得微妙：“我们不能将总部搬得太远，我们不想失去员工，”他说。

中国的西部省份提供公司减税和免费土地，但在那里找到熟练的员工是非常困难的。拥有中国业务的德国企业中约有87％希望留在中国，市场规模太大，无法摆脱困境。

根据深圳市政府发布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报告》，近年有大约1.5万家制造业企业撤离深圳。有指企业撤离主要因为近年深圳的人口红利消退，加上劳工和土地成本上升，以及综合税率高企。

事实上，深圳工人的月薪的确愈涨愈高。深圳工人税后月薪平均约5000元人民币，在算上公司提供的五险一金后，每月需要12000元人民币才足够聘请一名工人，这个劳工成本比越南工人每月1000多元人民币的工资，足足高出11倍。因此不难理解目前企业撤离内地的大趋势。

据了解，台湾制鞋业龙头宝成从2015年起开始将大量生产线撤离大陆，大陆员工数量由高峰时的40万，大减一半至20万，而其厂房已迁移至越南及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目前宝成在越南已有逾16万员工，在印度尼西亚的员工人数也达到12万。而在宝成的带头下，不少大型台资企业也纷纷跟随跑往越南设厂，以降低生产成本，看来制造业大规模外迁已成为了潮流。

但是转移不意味着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导致更多问题。

生产的转移不仅是工厂、设备、人员的问题，转移过程中会出现员工跳槽、设备上线之后不适应以及和当地政府各种协调问题，都会影响原来的市场份额。三星从中国迁移至越南后， 虽然全球市场的份额还在第一位，但是中国市场份额已经压缩至1%。而且现在三星最牛的不是手机而是半导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三星是个半导体公司。

本文部分来源Handelsblatt，有删减

（责任编辑/吴国炫）